身为大清高官，曾国藩为什么一辈子都在哭穷？

《曾国藩家书》有《傲奴诗》，其中四句云：傲奴诽我未贤圣，我坐傲奴小不敬。拂夜一去何翩翩，可怜傲骨撑青天。

曾国藩这首诗，说的是道光二十二年的事。当时他在京城当官，任翰林院检讨，从七品，相当于副处级待遇。但是，曾国藩的生活入不敷出，穷困拮据。曾国藩这个人脾气又很大，他家中的仆人少不了要受他的气。仆人陈升早已看不起这位又穷又脾气大的京官，有一天终于和曾国藩争吵起来，而且还卷铺盖走人了。

曾国藩堂堂京官，中央部委的副处级官员，为何过着穷困拮据的生活？京官不是应该很有钱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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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太低，“拜客”筹钱

清朝承袭明朝低薪俸的制度，导致京官的收入非常低。所以，清朝的京官，给时人的总体感觉是“穷”和“窘”。

曾国藩任职翰林院，翰林地位虽然清要，但是薪酬很低，以至于被时人称为“穷翰林”。而且地方官有养廉银，但绝大部分京官没有养廉银。至于办公经费，少得可怜，相当于还是要京官自己掏钱。

京官收入太低，很穷，以至于当时的士人，有些因自身难以支付进京路费、在京花销这两笔费用，而推迟或放弃进京当官。

曾国藩出身小地主家庭，这两笔费用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大的负担。不过，他还是想到了办法解决。

这个办法就是——拜客。

从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底，曾国藩从京城回到老家湖南湘乡，至十九年（1839）十一月他才离家进京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连续四次外出拜客，用了198天的时间。

曾国藩一家一家地拜客，以此获得“贺礼”来筹资。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湖南，奔走了近3000公里，拜了1200多家，其中不仅有亲戚朋友家、曾氏族人，还有大量无亲无故的商铺和官员。经过一番努力，曾国藩最后收到了将近1500两“贺礼金”。

有钱好办事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十一月，曾国藩带着1500两，从湖南老家出发往北京而去。第二年正月到达京城，路费就花了一百多两。

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曾国藩在京城被授予翰林院检讨的官职，从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。曾国藩很节俭，但是到了这一年底，1500两就只剩下700两左右，可见当京官的花销还是很大的。

开销巨大，曾借贷度日

曾国藩当时任翰林院检讨，一年正式收入（薪俸和公费，含禄米折合银两）约130两银，另外有外官（地方官）馈赠等合理的额外收入。但是，这个收入水平很低。

虽然曾国藩一家人在北京过着节俭的生活，一年的花销也要600两，入不敷出，只能靠借贷度日。到了曾国藩当京官的第二年，道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底，曾国藩靠借贷50两银方过年关。

曾国藩在京的花销为什么入不敷出，他都花在哪些地方？

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，主要是居住、官服、社交、出行、文化消费、日常生活支出、大家庭支出，其中花销最大的是日常生活支出，其次是社交和住房。

先来看看曾国藩一家的日常生活支出。

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正月进京，年底其父亲和弟弟送曾国藩的妻小进京。数年之间曾国藩和妻子生养了几个儿女，仆人跟着也增加，日常家庭用度和仆人工资，都是不小的支出。更何况，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先后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。

以道光二十一年为例，这一年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支出，就花了176两，占全年总支出的约29%。道光二十一年，曾国藩总支出608两，扣去当年法定收入130两左右，赤字为478两。

社交方面，也是花费巨大。清代社会礼节十分繁琐，应酬名目众多，逢年过节，都要给上级、长辈、亲友送礼。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、升官、乔迁等应酬。另外，京官们还经常组织各种诗会或文艺交流会，聚餐讨论。社交的支出，就用了129两左右，占全年支出的21%左右。

接着看住房方面。曾国藩是京官，京官住房讲求体面和宽敞气派，所以多租住大宅，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。道光二十一年一月到七月，曾国藩在棉花六条胡租了一处四合院，房子不大，全年租金66.95两，已占全年正式收入的一半。到了八月，全家搬到今天的菜市口一处四合院，共18间房，比棉花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，一年的租金大约84两，超过一年正式收入的60%。

学做圣人，外浊内清

曾国藩当京官，支出巨大、入不敷出，面对如此窘困境况，他又是如何解决的呢？

当时京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一般采取这几种做法：

第一，给各地地方官办事，收好处费。

其次，接受外官的“冰敬”（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）和“炭敬”（冬天烧炭的取暖费）。这在当时官场是一种惯例，人们习以为常，已经很少有人认为是一种腐败。

第三，借贷。当时北京各个店铺、富商，都愿意借钱给京官。

第四是从事第二职业，做斜杠青年，比如给人题字、写序之类的。

第五，通过做考官获得额外收入。

上面这几个办法，来钱最多的要数到地方做考官。曾国藩在当京官期间，就当了两次考官，一次是四川考官，还有一次是江西考官，都收到当地官员馈赠的钱财（这在当时是允许和合法的），非常丰厚。

而对于帮助地方官办事，曾国藩并不感冒。

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到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当了12年的京官。那些年曾国藩一家在北京一直过着节俭拮据的生活，一方面是清代的京官低薪制造成的，另一方面则是曾国藩“学做圣人”所致。

曾国藩做京官之后，就立下了雄心壮志，“学做圣人”，要求自己抵制物质利益的诱惑。他把自己每天的行为记录下来以供反思和改进。那些不符合圣人标准的，他就改正。

到了咸丰元年（1851），曾国藩已是身兼四个侍郎（侍郎，从二品，相当于副部长），俸禄达500两银，仍需借贷过年，曾在给友人书中提及“今年腊底颇窘，需借二百金乃可过年”。

曾国藩当了12年的京官，前前后后总共欠了2000多两白银，而他又不贪财，以至于这些债务一直到他做到两江总督时才还清。

清代的京官低俸制，造成了两种极端的现象，一种是有些京官贪得无厌，另一种是有些京官非常清廉。

至于曾国藩，他是介于两者之间，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清官——他是外浊内清。就是说，曾国藩也会给其他官员送礼，当考官时收地方官的馈赠金，但是他骨子里是个清官，公私分明，灰色收入都用于公务支出，没有用在私事上。

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卸任京官之后，不久太平天国运动爆发。曾国藩外浊内清，办事干练，清廷认为他堪担大任，于是让他组建湘军，最终他平定了叛乱。晚年的时候，曾国藩投身洋务运动，为挽救大清而努力，名垂青史。